孟庆洲
自1981年我国恢复国债发行以来，发行规模迅速扩张。1994年的发行额由上年的381．32亿元一跃而起，超过千亿元大关，到1998年则高达6590．7亿元。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？ 首先，通过国债负担率来分析。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国债最高警戒线是45％。我国国债负担率1981年为1．0％，去年为9．5％。相比之下，我国国债负担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，因此从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看，发债的空间仍然很大。 其次，从居民的应债能力看。居民应债能力是指当年国债余额占同期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。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近年来快速增长，为国债发行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来源，国债的发行仍有空间。 第三，从国债偿还率看，国家财政陷入了被动举债的局面。国债偿还率衡量的是国家财政被动举债的程度，表述为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。目前我国不少学者主张国债偿还率应控制在8％－10％的水平上。1994年以前，我国国债偿还率都在10％以下，因此财政还本付息的压力较小。1998年偿还率增至24．3％，显示我国财政的债务支出压力增大。 第四，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看。这一指标表述为当年债务收入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。1994年以前，这一指标平均仅为11％左右，低于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即25％一30％左右。而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76．3％，就是说在政府的1000元的支出中，有763元来自国债收入，显然是高得有点难以接受。 综合分析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：从国民经济全局和居民应债能力看，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余地较大，而从偿还率和债务依存度看，财政的债务已属重负，继续扩大国债规模将会陷入困难境地。这样自相矛盾的结论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扭曲有关：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份额太低；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；财政收入的基础薄弱。 国债作为财政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，其运用是服务于整个经济大局。国债的发行要综合考虑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、经济发展以及财政承受能力等多方因素，才能发挥应有功效，因此必须全面认识和把握国债这项政策工具。 （《金融时报》99．1．8孟庆洲文）
